到底是我们的认识出现了偏差，还是立法产生了疏漏?从源流上说，即时强制出现于前，行政强制措施接续于后，即时强制的概念始终影响着行政强制措施的形塑。
②目的不同，行政强制执行是为了强制相对人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而其他行政强制措施是为了保障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既包含执行法律或行政决定的因素，也包含着预防、制止危害行为或事件的发生或蔓延的因素。例如，行政官厅可在一定条件下以实力取押身体、束缚其自由，或者拘引至或监禁于警察署，或者毁坏及没收物件等。
从上述关于强制调查和即时强制的界定也可以看到，强制调查是某一行政处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根据法律规定强制调查之后，行政机关要根据调查的结果作出最终的处理决定，强制调查是一个程序性措施。③起因不同，引起行政强制执行的原因只能是义务人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而引起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的原因既可以是行为，也可以是某种状态或事件。该书还指出，行政强制措施也被称为‘即时强制，但并不尽同于传统行政法学上的即时强制。改革开放之后，苏联行政法教材的译著往前发展了一步，不再采用行政强制措施的二分法，而是采用了三分法，对行政处罚之外的行政强制措施的认识有所深化。1995年翻译出版的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将行政调查及行政上的即时强制与确保履行行政上的义务的手段作为两章来处理，后者之中包括行政上的强制执行。
1951年，科托克的《苏联行政法概论》在保证国家管理法令实行的办法中指出，需要说服群众自动、有效地执行法令，但是在这些法令仍被违反或未经自动执行的那些个别情形之下，管理机关必须求助于强制来保证自己命令的实行。行政制止措施是为强制制止违法行为和预防其危害后果而实施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该宪法第一次严格规定国家政权机关与管理机关之间的权限划分，在该宪法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明确规定各部及各主管部门的职权。
[35]或许，正是受到全国人大系全权机关这一前见的影响，另有学者在分析为何中国宪法会出现代议机关兜底职权规范，就需要理解全国人大在国家宪法秩序中的定位。再如，1949年《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组织大纲》第4条第9项规定，中原临时人民政府行使职权之一是其他重大事项。[78]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一）》，中国民主法制出版2015年版，第214页。梳理一番可见，1949年《共同纲领》第12条中规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55]此种人民实体化的思想，是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的同时，在一个相反的面向对君主实体性的承袭，因为人民主权的概念来自共和主义对近代早期的主权概念的袭取和评价，在那时，这个概念起初是与绝对统治者联系在一起的。[30]参见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不过，人民拟制说仍有来自欧洲学者的论证。[57]人民成为一个具有绝对性、独立意志的整体，任何脱离这个有机整体的个人，便失去存在意义。列宁的人民民主实践的冲动，是认识到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虚假性，正因如此，它的目标就是实现真实的民主。以上对人民的实体化区分，正是人民实在论的一种表现形式。
[36]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副主任阚珂也认为，虽然1982年《宪法》中的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与1954年《宪法》此条款的表述不同，但精神实质是一致的。浪漫主义者们断然否认了卢梭思想中的个人天赋权利、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社会观，而主张一种人民的有机论和整体论——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有机整体，一种人民精神，一种Volksgeist（民族精神）或Volksseele（民族之魂）。不然，具有全权性的代议机关没有人民的控制，也可能成为威胁，甚或侵害人民权利的国家机器。[71] See Gordon S.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W. W. Norton Company, 1998, pp.344-389. [72]［美］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4]参见孙大雄：《苏联宪法对我国1954年宪法的影响》，载张庆福、韩大元主编：《1954年宪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81页。列宁亲自主持制定的1918年《苏俄宪法》中就没有规定民主集中制，而列宁去世之初制定的1924年《苏联宪法》和对世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宪法产生深刻影响的1936年《苏联宪法》，均没有规定所谓的民主集中制。
全权机关的理论叙事，即将我们的考察视域引向社会主义类型宪法中的代议机关兜底职权。——伯克[2] 一、引言：从苏维埃模式到人民代表大会制 1954年《宪法》第2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十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
[53]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9～23页。[34]这意味着，全国人大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赋予自身任何其他职权，代议机关的全权模式呼之欲出。1982年《宪法》调整了之前主观性较强的表述，修改为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只不过，全权机关集中出现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中。全权兜底职权的出现，在理论渊源上，可以回溯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结巴黎公社政权建设时提出的高度集权的人民代表机关理论。[43]这意味着，到了另一个时期就应当强调集中了。
[64]参见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92页。二、全权机关的理论内涵与辨识 综观世界各国代议机关（议会），基于不同的标准可以对之作出不同的分类。
国民是一种抽象性、观念性的集合体，其中的各个成员不能分别拥有主权，不具有参加政治的固有权利，其本身并不具有自然性的意志能力，因此，主权的行使不得不委托给若干自然人所构成的国民代表。正是基于这样的区分，对多数公民行使国家的强制性权力不加以任何限制，甚至是直接民主制，也不能称为立宪秩序。
[6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4页。比如，1918年之后，苏联的3部宪法就没有前述相一致的最高苏维埃兜底职权规定，但不能就此否认苏维埃的全权性。
苏联的苏维埃是全权机关的典型，而且它的影响强有力地辐射到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包括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45]See Canchu Lin Yueh-Ting Lee, The Constitutive Rhetoric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a thematic analysis of Maos discourse on democracy, 22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48(2013), pp.162-163. [46]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0页。事实上，以苏联的苏维埃为典型的代议机关具有代表国民的全权性。[9][法]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4页。
其次，在现实政制中，苏联通过成文宪法，就将最高苏维埃锻造成了全权机关，恰如列宁喊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著名口号。它是比自然法所能允许的更为坚实的融合体，它为浪漫主义者所持有，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物。
这是因为，在特定法序下对公民个体进行敌友区分的标准，一般是相对模糊的，进而导致人民范围的极端不确定，最终演化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残酷战争。[46]可见，对代议机关角色定位转变的意识，就是要让代议机关变得真正拥有力量和权力。
人民主权原则中人民实在化的最普遍操作，就是将某时某刻的全体选民等值于人民，而由这批选民（人民）决定的立法机关或代议机构，在逻辑的推演下就具有至上性和全权性。[55]［法］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8页。
[14]肖蔚云教授认为，全国人大是经常存在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不仅行使制宪权，而且行使立法权。正如，毛泽东在1954年《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道：苏联叫最高苏维埃，我们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苏联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我们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苏联叫部长会议，我们叫国务院。但是，正是基于对人民的实在化，罗伯斯庇尔各项政治举措的背后，充满了一个高尚却又危险的政治逻辑：人民是美德的化身，我是人民的化身，因而我也就是美德的化身。[75]参见杨陈：《论宪法中的人民概念》，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3期。
对于普通法，议会很少会加以干预，即使作出了干预，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澄清某一法律系统内的疑点。与全权性相对照的是有限的代议机关。
不过，颇耐人寻味的是，在1977年《苏联宪法》前，民主集中制并没有从党的组织原则进入正式制度层面而成为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59]参见杨陈：《论宪法中人民概念》，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3期。
而把握新事物的最好方式，就是溯源它的生成史。没有意志的统一，它便根本不能成为有意志、能行动的一个整体。
